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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导语：亚洲多地在11月下旬遭遇强风暴与洪涝灾害，恶劣天气已造成大量伤亡，并迫使大量民众离开家园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会（IPCC）的一份评估报告预测，随气温上升，南亚和东南亚将面临更多强降雨，季风地区发生洪水的频率将“大幅度的增加”。

  城市承载着大量人口，是洪涝、台风等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，以及粮食、能源系统紊乱的“前线阵地”。在这一现实背景下，城市亟需将“气候韧性”内化为空间设计、生态修复和治理结构之中的系统能力。

  10月27日，在2025年世界城市日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“绿色低碳与韧性城市”主题会议上，IPP荣誉教授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（ICCSD）顾问理事梅里·马达沙希（Mehri Madarshahi）表示，气候韧性不应仅被理解为应对冲击的能力，而应是一种将脆弱性转化为“适应性智慧”的进化过程。她指出，面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这一关键挑战，单靠技术难以奏效，亟须推动技术、生态与治理的协同融合，并将自然设计、社会公平与文化智慧纳入下一代气候解决方案之中。

  IPP荣誉教授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（ICCSD）顾问理事梅里·马达沙希（Mehri Madarshahi）在会上发言。

  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（IPP）荣誉教授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（ICCSD）顾问理事

  科技创新与生态发展怎么来实现协同，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。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，真正的难题并不在于创新本身，而在于如何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创新，使科学技术进步与自然相互支撑，而不是彼此消耗。

  我们正身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。气候危机已经从警示走向现实，成为全人类一同面对的紧急挑战。这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，更需要汇聚集体的智慧与创造力。频繁发生的洪水、热浪与野火不断昭示：城市韧性的提升，不只是承受冲击，更是一种主动的、创造性的转型行动。

  12月2日，斯里兰卡尼亚姆甘多拉，迪特瓦气旋过后，强降雨导致洪水泛滥，建筑物被淹没，这是从空中拍摄的画面。图源：路透社

  长期以来，韧性被视为抵御冲击、吸收风险的能力；但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背景下，韧性需要被重新理解——它不只是抵御冲击，更是一种将脆弱性转化为适应性智慧的能力。

  我们常说，未来将是城市的时代；但更深层的问题就在于，未来究竟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让自然融入城市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让“韧性”保持人性的温度。

  纵观历史，城市始终映照着人类文明的本质，承载着人类的雄心与理想。然而在今天，这面“城市之镜”却呈现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：那些原本旨在带来稳定的体系——基础设施、经济运行方式、生活方式，以及一切构成人之为人的要素——正受到“不稳定”本身的严峻考验。

  如今，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，城市活动贡献了超过70%的温室气体排放。同时，城市也是气候冲击的最前沿，正直接承受极端高温、洪涝灾害、海平面上升，以及水、粮食和能源系统紊乱所带来的压力，并由此引发森林火灾、人口迁移和贫困等一系列连锁问题。因此，城市生活已与气候挑战紧密交织，难以分割。

 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议题，而是对城市未来所进行的一场最为复杂、也最为严苛的“压力测试”。每一次极端气候事件，都不仅是一场气象灾害，更是对治理能力、公平正义以及社会文化的全面检验。气候变化也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城市生活的决定性背景。每一座城市，如今都站在脆弱性与机遇的交汇点上。

  然而，复杂之中也蕴含着新的可能。作为创造力与实验精神的引擎，城市同样掌握着通往解决方案的关键。它们能成为转型的“实验室”，在其中探索以气候敏感性为导向的空间规划、以自然为基础的设计理念，以及增强社会韧性的制度与实践，从而重新塑造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。

  通过绿色建筑、蓝绿空间与高密度城市形态的融合，探索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发展路径。图源：作者供图

  韧性城市并不仅仅是在灾害中幸存下来，它们能够学习、适应，并在冲击之后变得更强大。这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路径，将空间规划、生态修复与包容性治理有机联结起来。

  当下，我们已看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：以生物基材料为代表的新型建筑技术、基于藻类的碳捕集方案、由AI驱动的微电网系统，以及能够充当“碳汇”的建筑形态。同时，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——如垂直森林、透水铺装和可吸收碳的建筑立面——正在把城市的物质肌理转变为生态修复的积极参与者。

  在这一方面，全球已然浮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实践案例，例如：哥本哈根的“暴雨廊道”（cloudburst boulevards,）通过专门设计的城市通道，将洪水安全、有序地引导穿行于城市空间之中。

  上海的“水弹性城市”建设则致力于把超大城市转变为一个能够吸纳、蓄存并再利用雨水的“生命系统”。

  卢旺达首都基加利（Kigali）的绿色增长战略聚焦在低碳规划的同时，提升社会包容性，实现环境目标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并行推进。

  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（Medellín）的社会城市主义实践曾经大多数都用在交通出行的缆车系统，如今成为连接社区、重塑社会信心与希望的重要纽带。

  新加坡的数据驱动型降温网络。在这一体系中，先进的技术与城市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实现了和谐共存。

  这些案例表明，韧性的产生，正是在技术与信任相互交融、基础设施与城市身份彼此塑造的时候，也是在自然、文化与知识融汇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生存战略之际。因此，城市韧性并不只是“抵抗冲击”的能力，而是一种重构的过程。

  一座真正具备韧性的城市，能够在冲击之后实现理性而有序的自我重组：使工程体系与ECO相协调，让经济运行与地球边界相契合，并促使文化价值与行为方式的转变彼此呼应。这种重组，依赖于跨学科的智慧：能够倾听生态的工程学、尊重地球边界的经济学，以及激发行为转变的文化叙事。

  因此，城市规划必须从事后规制走向前瞻预判，并清醒地认识到：一座“智慧城市”或许在技术上足够聪明，却依然可能在结构上极其脆弱。

  城市韧性需要在城市空间、信息系统、能源结构、产业布局、功能分区、绿色空间与公共交通之间进行系统性、协同化的整体设计。图源：嘉宾演讲ppt

  我们真正需要的，是“智慧而有远见的城市”——将计算智能与文化智慧相结合的城市。因为缺乏包容性的适应注定难以奏效，而没有同理心的技术只会制造疏离。在这样的愿景之下，城市不应被设计为凝固在时间中的基础设施，而应被视为具备进化能力的“生命体”。

  同样重要的是，气候行动不可以忽视文化智慧。它不应只是点缀，而应成为理解社区风险认知与变化态度的诊断工具。面向未来的气候解决方案，必须将深度技术与深层人性相融合——因气候创新，既发生在代码与碳排放层面，也根植于人的行为与信念之中。

  为应对这一挑战，我们一定要采用综合性的规划模式，将科学技术创新与生态目标直接联结起来。

  可持续智慧城市一定要通过数字技术将治理、交通、能源、水资源、农业、公共服务与居民生活等多个系统整合联动。图源：嘉宾演讲ppt

  在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、材料科学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进步的推动下，绿色技术能够对生态系统进行监测、减少污染并优化资源配置。归根结底，具备气候韧性的城市是实现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基石。

  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：尽管现代技术能作为强有力的工具加以运用，仅凭技术本身，并不足以完成城市的转型。

  治理是关键。构建城市韧性，需要形成新的城市治理与领导模式，将地方层面的行动与《巴黎协定》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性框架有效衔接起来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（UNSDGs）所涵盖的一系列应对多重环境风险的政策取向，尤其是目标11（建设包容、安全、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到城市和人类住区）与目标13（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），为通向可持续未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全球框架。

  政府、公民社会、学术界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确保气候应对措施既行之有效，又公平正义。

  韧性并非终点，而是一条持续前行的路径——是在一直在变化的星球上，持续学习以不同方式生活的过程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要将科学知识与城市治理和规划有效对接，把全球性框架转化为地方层面的行动重点，并确保韧性战略得到资金支持、持续评估，同时能跨越国界共享经验与成果。

  当代城市实践所呈现出的经验十分明确：未来的城市不但可以，而且必须被设计为兼具智能性、包容性，并与自然系统相协调的整体。韧性不应被理解为面对冲击时的被动承受，而应被视为一个持续适应、不断演化的过程。

  在气候变化语境下，区域创新的意义已超越经济稳步的增长本身，应被重新定位为生态治理的关键机制，通过协同调动科学、技术与治理能力，在保障地球系统稳定的同时推动人类福祉的提升。

  决定城市未来的，不是对气候风险的被动预测，而是对适应性解决方案的主动试验与制度化落实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，气候韧性的城市得以成形——它们既智能、包容，又尊重并顺应自然系统，不是消耗地球，而是有意识地与地球共生。

  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（IPP）是一个独立、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。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、社会政策、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。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，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。